京報館：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前哨

   位于西城區(qū)魏染胡同的京報館，是著名報人邵飄萍所創(chuàng)《京報》的辦公地舊址。歷經(jīng)百年滄桑，報館樓門上方邵飄萍親筆所題的“京報館”三個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見。它們，見證了那個動蕩年代“鐵肩辣手”的時代良心，見證了北方地區(qū)革命輿論陣地的重要使命，更見證了一位秘密共產(chǎn)黨員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奮斗足跡。

“鐵肩辣手”是京報館的魂

   魏染胡同30號、32號是一棟坐東朝西的灰色二層小樓。夾在鱗次櫛比的平房中，這棟小樓頗為顯眼，頭回路過此地的人常被樓門上鐫刻的“京報館”三個大字所吸引，進而萌發(fā)探尋這家老報館前世今生的想法。

   時光倒流103年。

   那時的中國正值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封建軍閥的連年混戰(zhàn)令國家遍體鱗傷。32歲的邵飄萍辭去《申報》駐京特派記者一職，決心自己辦報，以筆為槍，宣傳真理，抨擊邪惡，喚醒人民的覺悟。

   1918年10月，邵飄萍創(chuàng)辦的《京報》誕生了。《京報》的創(chuàng)刊詞擲地有聲：“時局紛亂極點，乃國民毫無實力之故耳”“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大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為作也！”邵飄萍還親手寫下“鐵肩辣手”四個大字，懸掛在編輯部的墻上，與報社同仁共勉。

   起初，京報館位于前門外三眼井38號，后遷到琉璃廠小沙土園胡同。1920年9月，因報館房屋窄小，京報館遷到了魏染胡同。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京報》問世后，講求新聞的時效性，注重時政報道和評述，反帝反軍閥旗幟鮮明，很快在讀者中樹立起正義與進步的形象。辦報不到一個月，《京報》的發(fā)行量就從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時達到6000份。這在當時的北京是首屈一指的。除了每天出兩大整張報紙外，《京報》還相繼出版了《京報》副刊、《莽原》等10多種副刊。魯迅就是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至今膾炙人口的眾多名篇，如《燈下漫筆》等雜文、小說，都是通過《京報》的這些副刊發(fā)表的。

對五四運動起到直接推動作用

   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傳到中國后，全國人民怒不可遏，紛紛舉行集會表示強烈反對。《京報》于1919年5月2日撰文疾呼：“山東存亡的問題，就是全國存亡的問題，這不是晴天霹靂，同胞應該一齊驚醒的么？”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和北京專科以上各校學生1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禮堂舉行集會。在這次集會上，邵飄萍以《京報》社長的身份發(fā)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現(xiàn)在民族危機系于一發(fā)，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fā)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在場學生悲憤交加，紛紛上臺發(fā)言。發(fā)言者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北大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懸掛在會場的前臺，表示反帝愛國的決心。會議氣氛極為悲壯，大家紛紛要求嚴懲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

   次日，3000余名學生走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一場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揭開了中國近代歷史上新的一頁。《京報》對于這場偉大運動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

   1923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105周年紀念日。《京報》出版《馬克思紀念特刊》，詳細地向讀者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及學說。

向傳播馬克思主義轉(zhuǎn)變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京報》連續(xù)發(fā)表《外交失敗第一幕》《速釋學生》《研究對外之辦法》《再告工商實業(yè)界》等文章，以強有力的輿論聲援學生和各界的反帝愛國運動，引發(fā)了反動當局的極大恐慌。北洋軍閥政府以“擾亂京師治安”“侮辱政府”為名下令緝捕邵飄萍，并查封了《京報》。

   迫于險惡局勢，邵飄萍不得已東渡日本。在日本期間，邵飄萍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讀書，涉獵多為社會學、經(jīng)濟學問題，諸如《資本論大綱》《世界大革命史》《社會主義論》等。這一時期，他認真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俄國社會狀況，在不到一年時間里，寫成《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和《新俄國之研究》兩部專著，簡明扼要地向國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重大意義，同時指出，研究社會主義應時時勿忘中國實情。

   1920年4月，《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書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同年8月，《新俄國之研究》也在國內(nèi)出版發(fā)行。當時，國內(nèi)缺少系統(tǒng)而客觀宣傳社會主義以及介紹新俄國的專著，邵飄萍的這兩本著作一經(jīng)問世便引發(fā)關注，兩部書都再版多次印刷。毛澤東在創(chuàng)辦湖南自修大學時，為教學開列的參考書中就有《新俄國之研究》一書，足見當時的社會影響之廣泛。

   躲避政治迫害、東渡日本的時期本是人生的一段苦難，但邵飄萍卻以新聞記者特有的政治敏銳以及對社會的極強洞察力，認真研究了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思想上有了一次重大飛躍。馬克思著作“明示社會發(fā)達之傾向，社會主義社會有必然實現(xiàn)之趨向，而說明真理之路”，俄國十月革命開創(chuàng)“世界歷史上之一新紀元”……這些思想對《京報》的辦報思路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此后，《京報》開始向傳播馬克思主義轉(zhuǎn)變。

馬列特刊從京報館送到讀者手中

   邵飄萍從日本回到北京后，四處奔走設法復活《京報》。1920年9月，在李大釗等人的全力協(xié)助下，《京報》得以復刊。此后，《京報》以嶄新的面目，成為北方地區(qū)最令人矚目的革命輿論陣地之一。

   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蘇聯(lián)）成立。一周后，《京報》以《蘇維埃國大聯(lián)合正式成立》為題加以報道，后又陸續(xù)刊登多篇文章對蘇聯(lián)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情況加以詳細報道。1923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105周年紀念日，《京報》以四版篇幅出版《馬克思紀念特刊》，這期特刊不僅詳細地向讀者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及學說，還醒目刊出了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照片。特刊免費贈送讀者，在當時堪稱破天荒的舉動。1924年3月30日，《京報》又發(fā)行了一期《列寧特刊》。

   此時，中國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成立并積極開展各項斗爭，邵飄萍與北京的共產(chǎn)黨組織成員交往甚密，《京報》開始積極配合共產(chǎn)黨的活動，凡《京報》宣傳有關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重大活動，或介紹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的文章，邵飄萍都親擬標題、安排版面。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機關刊物《向?qū)А分軋髣?chuàng)刊后，每一期的詳細目錄都在《京報》以廣告形式刊登，并配有熱情洋溢的文字加以推介。

   《京報》這塊陣地，已不再滿足于一般的宣傳報道，而是以實際行動投身到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斗爭激流中，積極主動地配合中國共產(chǎn)黨北方組織工作。

派出記者報道工人學生運動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遭到軍閥吳佩孚的武裝阻撓。為表示抗議，總工會發(fā)動了總罷工。罷工期間，《京報》密切關注著工人斗爭的發(fā)展，與中共黨組織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派出攝影、文字記者多方采訪。2月6日，《京報》以《京漢路工人昨起大罷工》的大字標題發(fā)布消息。2月7日，《京報》刊發(fā)各界人士支持工人斗爭的宣言及通電。震驚全國的二七慘案發(fā)生后，《京報》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刊出《昨日長辛店槍擊工人大慘劇》一文，報道了慘案發(fā)生的經(jīng)過和工人浴血搏斗的情況。2月9日，《京報》又刊出《第三國際慰問京漢路工》的消息。之后，《京報》冒著再次被查封的危險，從輿論上和道義上給罷工失敗的工人階級以支持。為了總結(jié)工人斗爭的經(jīng)驗教訓、紀念二七運動中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中共北京地委指派羅章龍、高君宇等人編寫了一部《京漢工人流血記》，這本書在邵飄萍的全力協(xié)助下秘密出版，發(fā)行量數(shù)以萬計。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段祺瑞執(zhí)政府的衛(wèi)兵肆意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請愿學生，造成死47人、傷200余人的大血案，舉國震驚。《京報》立刻派記者赴現(xiàn)場調(diào)查采訪，并發(fā)表了題為《世界之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討段檄文。此后幾天，《京報》及副刊連續(xù)刊出聲討文章，不到半個月時間，共刊發(fā)各種有關慘案的文章200多篇，沉重打擊了反動當局。

   這一時期的《京報》，本著對光明和真理的追求，通過紙和筆與革命先驅(qū)者們一起沖鋒陷陣，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有力的思想傳播陣地。

京報館的辦報風格影響了一代人

   《京報》創(chuàng)刊后，邵飄萍得知北京大學要設立新聞學研究會，于是致函北大校長蔡元培，極力促成此事。

   1918年10月，“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邵飄萍被聘為講師。這是中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此后，邵飄萍每周日去北大紅樓講授一小時的課程，除了講解新聞學專業(yè)知識，他還講授關于勞工運動、工人疾苦、同盟罷工的調(diào)研報道。比如，他曾經(jīng)給學生開列過多達29項的調(diào)查研究綱目，希望學生們能在深入采訪中了解社會。為了提高學生的政治素質(zhì)和業(yè)務能力，他專門邀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講演社會問題，為學生創(chuàng)辦練筆的園地《新聞周刊》，幫助學生們在實踐中成為有用之材。

   聽課的學生中有不少進步青年，其中包括毛澤東、高君宇、羅章龍等人。那一時期，毛澤東與邵飄萍有過很多交往，曾多次造訪邵飄萍位于北京羊皮市的家。回到湖南后，毛澤東便創(chuàng)辦了《湘江評論》。

   邵飄萍不畏強權(quán)、秉筆直書，對軍閥、政客毫不留情的風采，對年輕的毛澤東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毛澤東本人也一直對邵飄萍心存敬意，他在陜北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高度評價：“特別是邵飄萍，對我?guī)椭�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yōu)良品質(zhì)的人。”

   1925年春天，經(jīng)李大釗、羅章龍二人介紹，邵飄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由于他的社會地位與名望，黨組織要求他以其特有的身份開展工作。

   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被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宣傳赤化”的罪名殺害。直到犧牲，他的共產(chǎn)黨員身份都沒有公開。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筆批復，確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經(jīng)過調(diào)查核實，正式確認了他的中共黨員黨籍。《京報》社長61年不為人知的中共秘密黨員身份終于公之于天下。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

   今天的京報館舊址已重新修繕，正進行展陳布設，即將以全新的面貌向社會開放。

   我們不會忘記，20世紀初新聞事業(yè)的先驅(qū)者們，通過他們的新聞實踐在完成思想、文化啟蒙的歷史使命的同時，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了救國救民的早期探索，積累了追求真理、改造社會的寶貴經(jīng)驗。他們，不愧為時代的先行者。（文字：賈曉燕 歷史資料：《中共北京黨史人物傳（第二卷）》 京報集團圖文數(shù)據(jù)庫 聯(lián)合出品：北京日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市地方志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