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有德：擇一事，終一身

我和黨媒的情緣(11)|擇一事，終一身

——訪95歲高齡《浙江日報》老編輯吳有德

人物名片：吳有德，男，1926年生，籍貫浙江富陽。1949年7月考入杭州新聞學校學習，結業后分配到新登縣委通訊站工作。1953年調《浙江日報》，先任記者，后任編輯、主任編輯。長期從事農村報道的編輯工作，同時積極采寫通訊、評論等多種形式的新聞作品，其中大小評論約有400余篇。1986年12月離休后，筆耕不輟，先后被《浙江日報》、浙江省新聞出版局等單位聘為新聞報刊閱評員，多年被評為浙江省基層優秀報刊閱評員。2009年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評為全國優秀報刊審讀員，同年，撰寫的《從介紹歷史文化名人看“浙江精神”的宣傳》一文被評為全國新聞報刊優秀審讀報告。2009年10月83歲時于《浙江日報》離休黨支部入黨。

采訪組：吳老師，您是《浙江日報》資深記者和編輯，離休后又長期擔任閱評員，對采編工作非常了解，很榮幸能采訪到您。首先請介紹一下您在《浙江日報》的工作經歷。

吳有德：我在年輕時就喜歡新聞寫作，曾在地方報紙寫些小稿，很想為黨的新聞宣傳做些事。解放不久，杭州新聞學校公開招生，那是為培養服務于人民的新聞工作者開辦的學校，我馬上去報名，并在1949年7月考入新聞學校讀書。結業后，我被分配到新登（今屬杭州市富陽區）縣委宣傳部任通訊干事，主要任務是給《浙江日報》寫稿。我的報道重點在新登縣城嶺區，全省著名的許桂榮互助組和由許桂榮互助組升級為全國典型的全省第一個農業合作初級社都在這里。我寫過不少關于城嶺區的互助組和合作社的稿件，也寫過內參，在全省有一定的影響。1953年，我調到《浙江日報》農村部工作，先任記者，后任編輯、主任編輯，同時我也積極撰寫評論文章。

我在農村部干了三十多年，離休后，又被返聘為《浙江日報》經濟新聞部責任編輯、《浙江日報》報紙閱評小組成員，繼續關注報刊工作。

采訪組：您在新聞崗位上深耕數十年，留下不少作品。請介紹幾件您印象深刻的作品，回憶一下創作過程。

吳有德：編的、寫的稿子太多了，我舉兩個例子：

一是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報》發表時任永嘉縣委副書記李云河同志的署名文章《“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矛盾的好辦法》。當時社會主流對“包產到戶”很不認同，認為是發揚“小農經濟積極性”。我們收到這篇文章后，一直不敢登，放在角落里十多天，直到當時的省委副書記林乎加來問，我才著手編稿。

文章見報后，讀者來信如潮，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按照規定，對這樣一個引起廣泛討論的話題，應該進行總結，表明黨報對“包產到戶”的態度，這也是不少讀者的期待。后來農村部多次商議，并且征得報社領導和省委農工部的同意，決定派我到溫州去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過程中也有一些困難，比如溫州話聽不懂，幸好有隨行的《溫州日報》的同志幫忙翻譯，花了一個多星期，基本上把永嘉縣燎原合作社“包產到戶”的情況搞清楚了。

回來之后，我寫了一個調查報告，把“包產到戶”的好處和不利影響都寫了出來，經報社領導修改，送給當時省委農工部部長審查，結果左等右等沒有消息。幾個月后，對方告知材料已經遺失。那時只有原稿，沒有復印件，因此這個當作討論總結的調查報告始終沒有見報。

現在看來，在當時要做一個“包產到戶”究竟好不好的正確結論是有困難的。但《浙江日報》在全國首次公開發表論述“包產到戶”的文章，對全省、全國產生了一定影響，在新聞史上是有一筆的。不過后來，李云河同志被打成右派，我也受到了牽連。此后新聞界對“包產到戶”的報道一度很寡淡，直到1982年中央發了文件后，才開始系統性地進行宣傳報道，此時，離我編李云河同志的文章，已經過去了整整25年。

第二篇是1985年的《洪孟學為啥出走？》。改革開放初期，浙江對很多問題還是比較保守的，比如當時很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技術人員不能流動，流動就要取消城市戶口。這篇通訊是當時《浙江日報》農村部的青年記者鐘睒睒寫的，由我編輯，運用洪孟學這個典型人物，勇敢地曝光和批評了壓制科技人才的現象，提出“鄉鎮企業也姓社，不姓資”，國有企業的科技人員到鄉鎮企業去工作，同樣是為社會主義作貢獻。時任總編輯鄭夢熊同志看后，連夜趕寫了一篇題為《洪孟學出走說明了什么》的本報評論員文章，強調允許人才合理流動，是黨和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才的一項重要政策。

通訊和評論在《浙江日報》一版顯著位置發表，形成一股強勁的人才流動沖擊波。絕大多數讀者來信為洪孟學沖破枷鎖找到用武之地感到高興。編委會因此還開辟了一個“識才、愛才、用才——《洪孟學為啥出走？》讀后感”專欄，發表讀者來信。

很快，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浪潮的推動下，很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跳出原有天地，到企業創業就業。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鐘睒睒本人也經批準離開《浙江日報》，到海南的廣闊天地去施展才干，成為浙江新聞記者最早“下海”的人之一。如今，他已成為全國知名企業“養生堂”和“農夫山泉”的董事長。所以說，新聞報道是可以推動時代進步的。

記者：您這么多年來一心向黨，在年輕時候就多次提出入黨申請，但由于種種原因，直到離休后才加入中國共產黨。能否請您回顧一下這段經歷？

吳有德：我入黨相當晚，是在我83歲的時候。所以我說，從年齡來看，我是個老同志；從黨齡來看，我是個新黨員。

其實，我1949年在杭州新聞學校學習時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后來到吳興縣實習時就提出過入黨請求，并辦過相應手續，但后來組織上認為我未曾接受考驗，不能算數，就沒有再提起這件事。

1953年調報社工作后，我積極要求進步，被選舉為編輯部團支部副書記，出席過團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此時我正式寫了入黨申請書，被作為入黨積極分子培養。然而，后來發生了“文革”等政治運動。在形勢復雜嚴峻的年代，我不可能再有要求入黨的行動，但思想上并沒有忘記這件事。

離休后，有人告訴我離退休同志也可以入黨。我認真學習黨的十七大報告和新黨章后，經過思考，又寫了入黨申請書。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我入黨的心情越來越迫切。2008年冬季，我患上惡性腫瘤，就更加希望在有生之年早日圓入黨夢想。好在離休后，我一直堅持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績。許多人也幫助和支持我，他們講，老吳現在離休了，沒有任何職業上的追求，還能堅持要求入黨，可見入黨初心的純粹。2009年10月，我終于成為預備黨員，一年后順利轉正。幾十年為之奮斗，還是成功了，高興得不得了。

為什么這么辛苦、歷經坎坷，還是堅持要入黨？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中，我親眼看到一些黨員同志一生為黨奮斗，在工作上也確實是榜樣、標桿。另一方面，我自己對黨的認識從不成熟到成熟，不斷深化，深刻感受到黨的魅力，如果我也能夠入黨，對我來說是一種肯定、一種榮譽。還有就是，我始終認為，無論做什么事情，只要堅持，總有一天能夠達到目標，所以面對入黨過程中碰到的種種困難，我從來沒想過放棄。

從加入共青團到成為黨員，從土地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不斷加深。就拿我個人來說，解放前，我是一個小學教員，工資只是幾擔米，祖上更是沒有讀書人。在黨的培養下，我成為黨報記者、主任編輯、新聞閱評員，現在我的三個兒女中有兩個在大學工作。我的小家庭，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中國社會帶來巨大變化的時代縮影。

記者：您離休后，先被返聘到《浙江日報》經濟部當編輯，后又在《浙江日報》、浙江省新聞出版局擔任新聞閱評員。是什么樣的動力支撐您在離休后繼續發揮余熱？

吳有德：在《浙江日報》做記者、編輯幾十年，離休后干什么？我當時想，我雖然不是一名共產黨員，但我要繼續為黨的新聞事業做一些貢獻，也要表明我入黨的決心。之后，我在閱評員的崗位上又干了十多年，每個月寫3到4篇文章，每篇幾千字，有時候一年要寫近十萬字，一開始還和其他閱評員一起出版過兩本書，后來因為文章太多了，沒有辦法全部出書，但是反響是很大的。我記得很清楚，我給《浙江日報》寫了好多次閱評小組報告，特別關注評論工作。時任總編輯鮑洪俊辦了一個《新聞評說》欄目，每年兩會或黨代會前后，都要刊發評論文章反映當時的形勢。我“點贊”了這個欄目，并且提出一些建議，鮑洪俊同志專門給我寫了一封感謝信。2009年，我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評為年度優秀報刊審讀員，撰寫的《從介紹歷史文化名人看“浙江精神”的宣傳》一文被評為年度優秀審讀報告。

我現在身體不太好，不能做閱評員了，但是作為一名黨員，一名曾經的黨報工作者，要在思想上永不退休，在工作上永不退休，要和外界保持聯系，不能天天在家里睡覺。

我每天都看《浙江日報》。這么多年來，《浙江日報》發生了很大變化，欄目多了、文章多了、內容也更加豐富了。比如評論和理論工作方面，去年浙江日報評論理論部推出“三個地·理論周刊”，刊發了一系列與中央政策和浙江實際緊密結合的文章。為此，我還做了一個小型調查，調查對象是20位讀者，包括區縣干部、社區干部、知識分子、普通群眾等。結果是，真正能講出“三個地”具體內涵的人不多。我想，這就表明，我們宣傳的力度還有待加大，而且要有所側重。

這就是新聞的益處，通過它，可以獲取信息、找到共鳴，幫助我保持思想的活力，有時，還能啟發我的寫作靈感。新聞是我年輕時的選擇，也是我終生的事業。

采訪手記

白發唯有赤心存

■周宇晗

1926年出生的吳有德老先生，今年95歲了，是這次接受“口述歷史”專訪的老報人中年紀最大的，耳朵也不大好使了。采訪組上門時，他和我在電話里“喂喂喂”了半天，我們才搞清楚具體的門牌號。可是，他一坐下來，一提筆、一開口，思維流暢，條理清晰。

老先生與《浙江日報》不得不說的那些故事中，除了在崗位上兢兢業業工作了幾十年，寫了、編了無數精彩的文章，見證了新聞乃至一個時代的變遷之外，還有漫長而曲折的入黨經歷。他開玩笑說，這是他身上的一個“標簽”，是每次受訪都繞不開的話題。在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他數次錯失了入黨機會，直到離休時也未能成功。但他無怨無悔、矢志不改。他提供給我們的材料里，分別有他年輕時寫的一份入黨申請書、2009年成為預備黨員時的發言和2010年轉正后的發言，詳詳細細地剖析了不同時期自己對黨的認識，還詳細介紹了個人生活和工作情況，逐條比對黨員標準。3份材料平均字數將近6000字——要知道，寫后兩份時，他已年過八旬！足見對黨的忠誠。83歲圓入黨夢時，很多人打電話、發短信恭喜他，時任《浙江老年報》總編輯林妙春，專門撰寫了《“阿德哥”入黨有感》一文，夸他“白發唯有赤心存”。

白發赤心，永遠年輕。吳老多次提起，自己從年齡上看，幾乎與黨同歲，已是近百老人，但從黨齡上看，卻是一名新黨員。覺著自己“還年輕”的心態，無論是入黨前還是入黨后，無論在入黨的事上還是其他方面，都似乎給了他一種迫切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讓他怎么也無法停下工作。離休后，他先后被《浙江日報》、浙江省新聞出版局等單位返聘為編輯新聞報刊閱評員，撰寫的閱評材料堆了一摞又一摞。身體不好干不動了，又去給家鄉的文化建設工程做顧問、寫序。疫情防控期間，還窩在家里頭寫幾篇《庚子春日防疫居家記事》。并且，或許是出于編輯的“職業病”，這些作品都被吳老分門別類細心收藏，講到興起時，他就起身去客廳碩大的書柜中取來，或是剪報，或是書籍，反復數次，毫不疲倦。

那些在幸福年代長大、浸泡在“佛系文化”和“躺平文化”中的年輕人，未必能體會到這種“閑不下來”的心態。在與吳老面對面交談的兩個小時里，在他真情講述中國共產黨給他生活帶來的巨變時，在他認真回憶上世紀50年代編輯論述“包產到戶”文章所面臨的復雜局面時，在他輕輕撫摸書皮封面和報紙上的署名時，眼前的耄耋老人，仿佛又成為了那個認真又純粹，眼里閃著光的青年小吳。

這種光，我在許多老報人眼里都見過，比如至今還在不斷調研、不斷發表評論的《浙江日報》老總編江坪，在浙報大院紫藤花架下給年輕人講解報史的傅通先，在分享會上拿著老照片回憶70年跟蹤攝影生涯的徐永輝……包括吳老在內的這些老報人，創造了屬于他們的、永不褪色的“黃金時代”，也給年輕的我們留下了足以細品的歲月之書。

采訪組成員：

浙江傳媒研究院蔣衛陽

浙江日報全媒體評論理論部周宇晗

《浙江法制報》陳騫胡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