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搖晃的天目山”走來：堅韌與執著

   我把《民族日報》看作是自己的學步之地、啟蒙之地，實際上是我人生的出發地。

——張白懷

97歲的張白懷精神矍鑠 錢弘 攝

   點擊多媒體的按鈕，老報人張白懷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講述著初為《浙江日報》記者的經歷，在題為“新聞首先是革命工作“的口述中，他回憶了帶隊采寫系列報道《訴銀元苦！》的經過。就在今年“七一”前夕，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張白懷接過了“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這一份沉甸甸的榮譽是對這個97歲老人革命事業的一份肯定。

   一代報人張白懷在《浙江日報》報史館里“口述”著歷史，從報史館出來，穿過體育場路，就是杭州高級中學貢院校區，古木濃蔭的校園里，一幢建于1936年的建筑格外引人注意，它就是學校的圖書館，二樓靠東是“張抗抗文學館”，2016年落成開館就是為了紀念杭高1966屆校友張抗抗畢業50周年。這個在她筆下曾是“透過來一種奇異的光束”的樓房，是她文學的出發地，“在我看來，文學沒有目的，只有目標——猶如地平線一般無法到達的遠方。”在開館典禮上，張抗抗這樣說。

杭州高級中學貢院校區的“張抗抗文學館” 錢弘 攝

   父親張白懷參加了開館典禮，這是父女在文學意義上的又一次互動。《浙江日報》報史館和“張抗抗文學館”，那一條橫貫東西的體育場路將兩個空間坐標連在一起，也將父親和女兒并置在“50年”的時間坐標里。50年指向革命，也指向文學，而在兩代人見證和經歷的時代變遷中，革命和文學到底呈現了怎樣一種啟蒙和批判的互文關系？到底延伸到了怎樣一個“無法達到的遠方”？

   “《民族日報》是我人生的出發地”

   昌化朱穴村的沈家8號，雨后水漲的平度溪從房前流過，門口的三株銀杏和百年青岡樹依然挺拔。曾擔任了28年村支部書記的邱慶軍是這幢房子的主人，這是他爺爺邱天生從江山逃難而來最后住下來的房子，1979年老房子被拆。邱慶軍回憶說，爺爺生有三個兒子，父親邱高是大兒子，而邱德江則是邱慶軍的叔叔。

   1961年出生的邱慶軍曾聽邱德江說起在《民族日報》當排字工人的經歷，邱德江逝世近20年，這些故事在邱慶軍那里已變得模糊。但是和朱穴村相關的《民族日報》記憶卻保存在張白懷《三年學步》這篇回憶錄里，1944年身為《民族日報》副刊編輯的張白懷寫下了《圈內》這篇文章，張白懷在目睹了朱穴塢百姓的困苦生活后發出一聲嘆息，“至今我認為它是一篇有真實生活感情的作品”。“真實情感”不僅僅是因為張白懷用自己的筆揭露了當時的黑暗現實，更在于他和主人公維系著的特殊情感：張白懷當時的房東就是邱天生，而為幫助邱德江逃避抽壯丁，張白懷介紹他進《民族日報》當排版工人。

位于朱穴村的《民族日報》舊址，至今已無蹤跡

   從房東邱天生家到位于祠堂的《民族日報》社，大約有2里路，這兩個地方構筑了張白懷的兩點一線。這是1944年的記憶，那時的張白懷因為發表批判時局的作品而引起軒然大波，為了平息事態，他提出到杭嘉湖游擊區去走一趟。

   1944年9月底，張白懷離開了已經遷到朱穴塢近一年的《民族日報》，獨自背上簡單的行囊。原本計劃一個月的行程拉長到四個月，在杭嘉湖敵后之行中，張白懷收獲了很多，他在經過德清洛舍小鎮時遇到了朱為先，邂逅了一段愛情，歷經挫折之后他們終于走在了一起——“命運給他的契機，使他在我媽媽情緒最苦悶最低落的時候，如一道閃電，掠過黑暗的夜空。”張抗抗在《赤彤丹朱》上這樣描寫兩個靈魂的遇見。

張白懷發表在《民族日報》上的長篇通訊《海北敵后去來》

   除了收獲愛情，張白懷更是看到了游擊區的真相，對浙西國民黨政權有了進一步了解，1945年1月回到《民族日報》的張白懷以“本報特派記者”的名義，連續刊發長篇通訊《海北敵后去來》14篇。年輕的張白懷當時萌生了一個想法：離開浙西，“但是到哪里去呢？”行動就是回答疑問本身，一個月后張白懷終于離開了工作三年的《民族日報》，開啟了他另一段人生之路。

   從1942年春成為《民族日報》一員，到1945年2月底徹底離開，張白懷在“三年學步”中成長起來，“《民族日報》是我人生的出發地”，而當張白懷尋找新的方向，朱穴塢成為他在《民族日報》最后的記憶。70多年后，這一份關于“人生的出發地”的記憶也慢慢被時間湮沒：邱天生的老房子已不復存在，報社舊址也早已經變成了村口飄著油香的食用油小作坊，轉身而湮沒，最后的記憶該如何被喚醒？

   “‘自由祖國’是不自由的”

   有出發就有回歸，對記憶的一次次激活就是精神上的一次次回歸：晚年的張白懷數次來到天目山，他曾經和家人穿行于天目山大樹王國，“他一遍遍說，假如你沒去過天目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樹。”女兒張抗抗在《霧天目》中寫道；之前他和詩人關非蒙一起來到天目山，在禪源寺前留下珍貴的影像，在張白懷心中，在《民族日報》時就結下了深厚友誼的關非蒙是那個混沌時代“對命運說‘不’”的人；2009年9月18日，張白懷和當時已經96歲的楊可揚來到了位于於潛鶴村的《民族日報》紀念館，選擇這個特殊的日子，以歷史親歷者的身份重訪《民族日報》意義深遠，“鶴村《民族日報》社紀念館，是當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我們在這里流連良久，向白色恐怖下犧牲的同志默哀致敬，重溫了抗日戰爭時期的記憶。”張白懷在回憶文章《真誠的敬意》里這樣說。據當時陪同他們的盛中成回憶，在參觀完之后，張白懷希望《民族日報》紀念館再搜集、充實內容，在歷史教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萬物生長，記憶不死。1995年，正逢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以老式“海獅”自行車作為“坐騎”的王國林開始啟動《天目抗日》的采寫計劃，作為王國林上千被采訪者中重要一位，張白懷關于那段歲月的回憶構筑了“《民族日報》一天工作”“伕子風波”“民族通訊社名列前茅”等重要章節內容，而張白懷20年后寫作《搖晃的天目山》則參考了王國林的這本書。

位于鶴村的《民族日報》紀念館 錢弘 攝

   杭州二圣廟前的浙報公寓里，耄耋之年的張白懷依然精神矍鑠，面對《臨場》記者的采訪，雖然很多細節他已無法詳述，但是對于臨安，對于天目山，對于《民族日報》，他依然有很多話想說。在他坐著的沙發右側，那本《搖晃的天目山》格外醒目。這是前幾年身患腰椎病時的張白懷背靠著沙發、手持木板、利用一點一滴的時間完成的力作，這本30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記述了1937年至1945年間浙西天目山及杭嘉湖地區抗日斗爭的真實狀況。“活著，以跨九之年爬我的格子……”為什么一個九旬老人要以這么大的決心完成這部抗戰史？

   “我將搖搖晃晃地走向東南抗日前哨天目山，永遠巍然屹立的‘大樹王國’天目山！”張白懷在《楔子》中寫道。天目山的“搖晃”是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是戰火中的震蕩和考驗，但是對于張白懷來說，“天目山的搖晃”更是一個關涉個人行走軌跡的震動，是對經歷了大半個世紀濃縮、沉淀的歷史記憶的拷問。1942年2月，從上海“孤島”來到浙西天目山的張白懷，正是從這座山拾級而上，逐漸開啟了文學和思想的啟蒙之路。

   19歲時成為《民族日報》的一員，從三個月的夜班校對員，到助理編輯，再到正式編輯，張白懷在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報》中得到了鍛煉。在他的記憶中兩件事對他之后的思想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第一件事是當時副刊編輯謝獄因為在《實生活》中發表了諷刺紀實短文《伕子曰》而遭受“文字獄”；第二件事則是在電訊室的同事秘密被捕。由此他才明白在上海“孤島”向往的“自由祖國”其實是不自由的。

2009年9月18日，張白懷（左）和96歲的楊可揚重返《民族日報》舊址

   謝獄離開之后張白懷開始編輯《民族日報》副刊，正是這一段經歷讓他結交了一大批文學朋友，也在文學拓荒中接受了進步思想。以報紙副刊為陣地，張白懷在《實生活》《文藝堡壘》《反攻》等版面上和關非蒙、馬園太、高流、閡子、曹庸、周丁等一大批作者成為朋友，他們成為“不向黑暗現實低頭”的有生力量。在這樣濃厚的氛圍里，張白懷自己也開始了文學創作，慢慢找到了擊破黑暗的“紙彈”。“在《民族日報》三年的新聞、文學活動影響著我的一生，我是從文學的啟蒙獲得思想的滋養和力量，終于跳出陷阱，沖破黑暗而找到光明的。”他寫了上海青年投奔自由祖國生活片斷的小說《前程》《雨雪天》，他創作了描寫朱穴塢百姓困苦生活的文章《圈內》和《冷暖》，他以“特派記者”身份只身前往“海北地區”完成了揭露游擊區黑暗現實的長篇通訊《海北敵后去來》……

   曾經向往的“自由祖國”是不自由的，而正是這不自由的現實讓張白懷看見了真相，激發了力量，在文學和思想的啟蒙中拾級而上，在天目山的搖晃中，完成了具有拓荒意義的個人斷代史。 

   “文學對我來說是生命的一種力量”

   從搖晃的天目山走來，張白懷筆下的郎玉麟、李泉生、朱希、鮑自興、沈瑛，以及被捕入獄的高流、關非蒙、李益中等好友都成為他人生道路上的啟蒙者。由啟蒙而行動，由行動而自由，張白懷將這樣一種經歷看成是生命的恩賜和命運的獎賞，而在女兒張抗抗、張嬰音看來，父親的張白懷和母親朱為先，是他們人生路上的啟蒙者。

   “文學是我們家的一種日常生活。”張嬰音告訴《臨場》記者，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父親就嚴格要求他們姐妹每天寫日記；父親還要求他們多讀書，常常拿出文學名著中的知識點進行考查，記者出身的父親時常讓他們提煉觀點；而在四個人的飯桌上，兩代人常常圍繞文學進行討論。也正是在這樣的“文學之家”里，姐妹感受到了文學的獨特魅力，張抗抗躲在家里讀《靜靜的頓河》與屠格涅夫的系列小說，從中感受到了書籍的慈愛和寬厚，而張嬰音在日記的“情趣倉庫”中發現了生動活潑的故事，為她以后成為兒童作家創造了條件。

1968年張白懷全家照

   文學的啟蒙是張白懷夫婦穿過歷史迷霧尋找真善美的一次實踐，2020年，張抗抗和張嬰音合著的《姐妹》出版，張白懷在序言中說：“兩個女兒要出版作品合集了，就好像一個人的左手和右手，捧起了一本書，我在心里把它稱作《雙花集》。”心目中命名為“雙花集”，似乎呼應的是張白懷和妻子朱為先早年出版的合集《雙葉集》，而在《雙葉集》的小引中，張抗抗說：“這部幾十萬字的短文集腋，是他們的生命精華濃縮積聚而成。”從父母心中的“雙花集”到女兒眼中的《雙葉集》，文學對這個家庭來說，與其說是一種啟蒙力量，不如說在啟蒙中表達了文學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張抗抗的小引，將個人的敘事看成是一種歷史深處“隱隱的疼痛”，“該書輯錄的那些篇章，不均勻地分布在現代中國歷史的各個轉角，忽隱忽現、時斷時續。”

   “文學對我來說是生命的一種力量……但是我的生活積累完全像板結的土壤，我不知該怎樣去翻耕播種，白白喪失了剩余的時間。”當穿行于歷史的濃霧之中，張白懷和妻子曾經遭受了更多的搖晃，甚至在那段歲月中，文學成為了一種劫難。但是即使“文學之夢”湮沒于猩紅的暴風驟雨之中，張白懷依然看見了思想的批判力量和獨立精神。從孫中山手跡選集而成《民族日報》報名的楊可揚，是張白懷的至交，在紀念楊可揚的文章中，張白懷認為他是一個“終生一絲不染”的人，“一個人如果沒有眾所公認的純正、謙遜、質樸、寬厚、敬業的高尚思想情操，是難以達到這種境界的。”而在張抗抗的眼中，父親張白懷也是一個不斷和命運抗爭的人，是在“覺醒之路”上“背道”而行的人，“那些為民族存亡呼喚吶喊、為未來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奮筆疾書的文字，在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重讀，依然明朗鮮活，充滿了犀利、銳敏、真誠的活力。”

   父親張白懷恣意汪洋的才情、自由獨立的個性和對命運的抗爭精神，深深地影響了張抗抗的創作觀，而她也在自己的人生文本里繼續著這種批判，“畢竟，我早已從爸爸媽媽體內脫穎而出，我們已分割為兩個時代的人。我活過兩次，對這一切真的還會懵懂無解么？”化身為《赤彤丹朱》里第一人稱的“我”，張抗抗完成了對時代的另一種命名。

   對話：讓歷史書寫達成更多可能性

著名作家張抗抗

   《臨場》記者：《赤彤丹朱》里有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時間和真實的事件，但是因為有“我”的存在，紀實文學變成了虛構，這是一種純粹的文學創作手法，還是在“我”的見證和介入中表達了你對歷史書寫的可能性闡述？

   張抗抗：《赤彤丹朱》作為一部長篇虛構文學，不僅僅是因為由“我”的視角，回溯家族歷史的那種敘事方法，更多是由于我寫作這部書的初衷所決定的。我需要一個更大更自由的空間載體，闡述自己對“父母”所親歷的苦難的重新理解和認識。對于他們大半生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大量原始素材的處理，需要根據自己的創作需求進行剪裁和發揮。這是紀實文學無法完成的。所以，選擇虛構，既是文學構思創新的必然，也是為了讓歷史書寫達成更多的可能性。

   《臨場》記者：去北大荒是你人生的重要選擇，這是遺傳了你母親的革命浪漫主義，還是繼承了你父親與現實不妥協的精神？亦或是你想要進入一個完全屬于自己的獨創世界？

   張抗抗：這幾種因素都有，并非單一的。在我童年到少年的成長期，我的父母正處于不公正的待遇之下，家庭生活諸多艱難。但他們從未忽略我的教育，為我買文學書訂少兒雜志，鼓勵我參加各種興趣小組。我母親對真善美的向往、對文學執著的熱愛；我父親頑強的個性和對“現實不妥協”的精神，都給予我極大影響。我選擇去北大荒，好像是一種必然。其中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對文學的追求，是大家都熟悉的“詩與遠方”。

   《臨場》記者：你的父母合著有《雙葉集》，你和妹妹合作出版了《姐妹》，你為你父母親的書寫小引，你父親為《姐妹》一書寫了序言。你怎樣看待這一種用文學支撐起來的“互文”式家庭關系？

   張抗抗：謝謝你的關注，這確實是一種很有意思、比較特殊的家庭關系。我們家，除了我的父母、我妹妹的公公詩人冀汸文學前輩，還有我妹妹的兒子、九零后的冬筱也已發表了很多作品。我們這個“文學三代人”之家，并非刻意塑造，而是在幾十年里自然形成的。我也一直閱讀父母和妹妹、外甥的作品。三代人互相影響、互相鼓勵，幾十年來，由于這條精神的紐帶，我們的家庭關系緊密而友好，總有可交談的話題。這是文學賜予我們的幸福。

   （臨安區檔案館、黨史研究室提供部分資料）

臨場 【發·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