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毛澤東親自追認為革命烈士，犧牲60年后才正式確認為共產黨員|草地·說人解史

   “每遇內政外交大事，感覺最早，而采訪必工”

   熱播劇《覺醒年代》中有這樣一個片段：李大釗替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申請了邵飄萍新聞學報告會的聽課證。一次會上，毛澤東、鄧中夏與陳俊達就“怎樣才是合格的新聞記者”展開討論。毛澤東答道：做一名出色的記者，比知識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場和職業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記者至關重要的品行和良知。

   這正是邵飄萍一貫的新聞堅守。在他看來，新聞事業不同于其他事業，它是“社會公共機關”“國民輿論代表”，當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是非善惡標準，反映國民的要求。

   在創辦《京報》前，邵飄萍以愛國志士的形象活躍在北京報界。

   1916年，邵飄萍被上海《申報》社長史量才派駐北京，以中國新聞“特派員”的身份戰斗在反動軍閥統治中心。

   邵飄萍尤其善于在常人無法突破的私談、會面中收集關鍵新聞線索。一次，邵飄萍聽說段祺瑞為了向法國借巨額外債而召集府閣重要官僚開會，還邀請法國駐華公使出席。邵飄萍深諳段祺瑞政府官員和警衛崇洋媚外的心理，他略加化裝，跟隨法國公使步入會場，一路暢通無阻。會議開始后，邵飄萍就坐在會議室外的休息室，裝作等候公使隨叫隨到的樣子，側耳傾聽會議室內的談話。第二天，段祺瑞政府的丑聞便見諸報端。

   面對大是大非和關鍵內幕，哪怕可能會引來殺身之禍，他也堅決報道。1917年初，府院之爭矛盾激化。段祺瑞出走天津，脅迫總統府，換來的是黎元洪妥協，段祺瑞回京。

   邵飄萍半夜得知消息，立即趕往北京站，沒想到撲了個空，于是換乘汽車，直奔段氏官邸。到門口他掏出一疊鈔票，拿出一半對門衛說：“你只要通報，不管段總理見不見我，剩下一半也是你的。”

   滿腔得意的段祺瑞正等待一個傾訴的機會，立即欣然會見邵飄萍，兩人暢聊至凌晨3點。

   對此，報人張季鸞對邵飄萍敏銳的新聞嗅覺和獨到的采訪本領盛贊有加：“每遇內政外交大事，感覺最早，而采訪必工。北京大官本惡見新聞記者，飄萍獨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

邵飄萍。資料圖片

   在風云詭譎的軍閥時期，32歲的邵飄萍痛感于外國通訊社“任意左右我國之政聞”，偌大中國卻沒有一處“全國人發表言論之機關”的境況，于是辭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一職，創立《京報》。

   受邵飄萍影響的《京報》，一度代表著新的潮流，不僅講求新聞的時效性，還在新聞采訪、版面設置、印刷發行等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更重要的是，《京報》勇于直面軍閥混戰導致的社會現實，以針砭時弊的犀利筆觸，贏得了社會聲望。

   報館僅開張幾天，邵飄萍就有《查辦吳佩孚》《武人與政客》《敬告某某兩派》《匪與督軍》等檄文般的系列文章陸續見報。這種集中式的刊載方法，強化了報道內容，拉長了人們對議題的關注時間，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影響力。

   辦報僅一個月，《京報》的發行量就從300份增加到4000份，最高日發行量達6000份，成為當時北京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一時間，京報館成為揭露政治腐敗，為民眾吶喊，使反動軍閥望而生畏的革命輿論陣地。

這是6月1日拍攝的京報館舊址（邵飄萍故居）。新華社記者張晨霖攝

   邵飄萍將親手書寫的“鐵肩辣手”四字懸掛于編輯部，勉勵自己與同仁肩扛社會責任。在局勢混亂、外憂內患的時刻，他始終堅信，“鐵肩辣手，快筆如刀”以救中國。